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。

　　契诃夫一生热爱自然、亲近自然，和自然息息相通，他认为，“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该贯注于两种力量：人和自然”。在创作中，他常常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灵感之源；他的文字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，以及对纯洁、善良的人性的向往。

　　契诃夫曾在俄国南方草原地区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。在压抑苦难的童年，港口、草原滋养了小契诃夫的心田，给了这个缺少快乐的孩子短暂却难忘的幸福和自由。俄国中部的自然风光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美。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回忆那段生活时说：“我们几乎每天都结伴到城郊的林地里游玩，高高兴兴，有说有笑，也常去新耶路撒冷修道院，那里有许多古迹。契诃夫非常喜欢钓鱼，他在伊斯特拉河边守着钓竿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”

　　1892年，契诃夫一家从原来租住的地方搬到梅里霍沃庄园。据说这个庄园其实是莫斯科乡间的一处农庄，不过周围有着开阔的土地、农田和草地。特别是主屋有个大书房，大书房有三扇大窗户，从此契诃夫可以在此享受阳光、观望花园、创作小说，所有这一切让他感到满足，感到别无所求。他在梅里霍沃动手建造自己的花园，像一个真正的园丁那样培植土壤、种植花木。他建造花园不是为了享用瓜果蔬菜，而是为了亲近自然，守护本心，体悟大自然的变化。他沉醉于春去秋来、四季更迭。他像斟酌小说的词句那样把握水分、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。

　　契诃夫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，他带领全家修葺房屋，油漆地板，种植树木花卉，建起果园和菜地；他播种花籽，移栽花苗，嫁接花木。春天来的时候，他忙于鳞茎植物和三叶草的种植，还从附近农民那里买来了刚孵出的小鸡和小鹅，养在花园中。他在小小的花园里感受着自然万物的生长，感受着生命的馈赠和造化的恩赐，感受着人与万物共有一个世界。他梦想自己的花园里生长出世上的奇珍异卉。他特别喜欢苹果树和樱桃树。家人回忆说，每当他望着粉白色的苹果花时，眼中便流露出温存和幸福。搬入梅里霍沃的契诃夫，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花园里散步，他对于花园的精心程度完全不亚于父亲对孩子。契诃夫负责花园的规划和树木花卉的种植；父亲巴维尔也是从早忙到晚，协助儿子整理院子，清扫花园的小路；菜园由妹妹玛丽娅和弟弟米哈伊尔照看，从契诃夫书房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见这片菜园。

　　若干年后，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物，就会发现他们有一双“不适合城市生活”的眼睛，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候鸟归来，是公园长椅上空的漫天繁星，是风携来的孢子在城市的中心顶起的泥土。契诃夫看到的，是19世纪的大多数人所看不到或者不屑于看到的“自然最伟大的奇迹”。契诃夫是自己花园的园丁，不仅培植着自己的心田，还在文学中培植着良知的土壤。

　　契诃夫的作品中经常描写花园，无论是苹果园还是樱桃园。花园既是他对生活最美好的遐想和寄托，也是他对生活最平和的信任。花园在春天开花，秋天收获果实，其间包含着不知疲倦的耕耘和劳作，包含着从过去到未来、从贫瘠到富有。在他看来，凡人的幸福，就在于永恒不息地抗拒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之中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会拥有对季节、生命和时光最真切的体验。

　　《荷马史诗》中的英雄奥德修斯，抵御了海妖塞壬的诱惑，拒绝了卡吕普索的挽留，没有留恋永生不死的仙境花园，宁可在海上漂流十年，历经九死一生也要回到那苦难的故园与妻儿团聚，在父亲留下的花园中劳作；花园是薄伽丘笔下伴侣的避难所，他们从危险的瘟疫肆虐之地来到了“一块百花盛开的草地”；弥尔顿综合了天堂和地狱以及各种其他的事物，制造了一个世俗的伊甸园；培根在《说园》中描绘了人间花园的模样，它要有草坪、旷野、篱墙和绿草……无论是奥德修斯、薄伽丘、弥尔顿还是培根，抑或是许多如同契诃夫那样热爱自然的人，他们所向往的不是天国的花园，而是一座属于人的花园，一座可以锻造出真正的人性的花园。

　　契诃夫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倾心奉献。在他看来，最有意义的生活不是收获果实，而是默默无闻地培植土壤。我们很难想象，那只握笔的纤细的手，那只拿手术刀的手，同时也是培植土壤的手。土壤是园丁永远的恋人，那些或坚硬，或松软，或细润，或粗粝的泥土，让他感到亲切而又可靠。通过土壤的质感判断播种的时间，判断什么土质种树，什么土质种花，什么土质种草药，他熟悉土性犹如熟悉病理。

　　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了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：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应该超出他的索取。

　　园丁对土地的给予超出索取，他的姿态是谦逊的。因为他懂得，最终是时间造就了玫瑰和花园，有些树木没有五年十年是显不出茂盛的，有些花卉没有两年三年是不会开花的，因此，我们必须学会敬畏自然的规律。园丁是大地上的造物主，作家是形象世界的造物主，他们都应该致力于人的德行、精神与心智的培养。花园安放了契诃夫的心，他的文学创造和日常劳动都指向人生的意义。